上世纪50年代初,我还是小青年时,从一本书中看到了吸烟的害处。当时我想,如果我找对象一定不找吸烟的。23岁时我和现在的老伴相识了,其他条件我都满意,但他吸烟,于是我把那个想法如实地告诉了他。他听完后,没有在我面前说任何豪言壮语,更没有做任何许诺与保证,但以后,我每次和他再见面,从没有见他抽过一次烟,就是结婚以后他也不再吸烟。
不幸的是,1959年当我怀第二个孩子时,他被扣上“严重右倾”和“反弹”的帽子,受到撤职并开除党籍的处分,送到一家工厂劳动改造。他对自己的处分是有意见的,就连续向组织写自己的申诉意见。这期间我发现他晚上写申诉材料时,又叼起了烟卷。我看他心情不好,也就不再管他吸烟的事。从此他越抽越凶,每天要抽两盒最大的雪茄烟。他越抽脸色越黄,并经常咳嗽有痰,小小的居室内经常烟雾缭绕。十年动乱中他受到更大的冲击,吸烟更多。我当时知道吸烟如同慢性自杀,但我不忍心加以阻止,因为我理解他受到冤屈后那种压抑的心情,我知道吸烟是他用来减轻心中苦痛的手段。我甚至在他被关押被批斗时,还想办法托人给他带去香烟。
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,极“左”路线受到批评。我向他提出“如果给你真的平反,落实了政策,你是不是可以不抽了”的要求,他当时没有回答,我也没继续往下问。后来他终于拿到了平反书,但我看他还吸烟。
然而没过多久,有一天,儿子突然对我说:“妈妈,我爸爸已经好几天没有吸烟了。”我说:“是吗?我还真没注意。”后来我一问老伴,才知道他已经戒烟半个月了。从那时起到现在,他从未再抽过烟,长年的咳嗽也不治而愈。我高兴极了,我佩服老伴的坚强毅力。我向他说起这件事,他只是淡淡地说:“我记着咱俩刚认识时你跟我说讨厌吸烟的话,我不能让你寒心。”